解密许家印

许家印河南老宅里的老照片。

许家印儿时为奶奶画的素描。

许家的老房子如今已经无人居住，略显破败。

　　不认命的农村少年

　　　半个孤儿、刺骨的贫困、失败的生意初体验、你是否比他拥有更悲惨的童年和青少年？

　　当以上职业和境况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会做出怎样的决断？感叹命运不公还是下决心改变？

　　小时候，有位算命先生曾给许家印看相，一番端详之后，做出结论：孩子，你将来是要端金碗的啊！这种命定论的流传，一方面是家乡人面对许家印的成功自然生发的荣荫之感；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反面写实——就如同诗人舒婷感叹的“我是贫困，我是悲哀”一样，少年许家印的第一个对手，就是那个时代下如锥刺股的贫困。

　　而不甘心与贫困为伍一生的农村少年许家印，心里已种下了一颗“逃离”农村的种子。当机会突然来临时，他抓住了。

　　少年的今天

　　曾经被预言要捧金碗的许家印，今天确实捧了个金碗——恒大地产。

　　让我们就先从现在的恒大地产说起。

　　最新的公开数据表明，作为中国土地储备最大和进入省会城市最多的房企，恒大目前拥有55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，在全国25个主要城市开疆拓域。

　　而要了解这个中国地产江湖里的巨鳄，不妨先看下其几个重要节点——

　　总部位于广州的恒大，2004年向中国的二线城市派出员工100多人，开始进军全国；2006年4月，与高盛银行签订境外上市的合作协议，与国际资本联姻；2009年11月，恒大地产在港交所挂牌上市，以超过700亿元的总市值，成为内地在港上市的最大非国有企业。

　　拥有大约7成股权的许家印，也由此一夜成为内地当时的新首富。

　　4月12日，许家印在香港公布了恒大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：公司总资产逾630亿元，增长120%，纯利同比增近一倍，销售额达303亿元，同比增幅逾4倍。2010年的第一季度，恒大卖了84亿元，拿了中国房地产界销售面积第一、销售额第二的名次，开始与垄断老大位置多年的万科平分秋色。

　　人们会揣测，这家1997年才正式运营的房地产公司，十多年时间，从单盘草创快速蹿升为中国的房地产巨头，是如何做到的？精品标准化、抢占二线城市、高性价比策略、品牌加营销……这些“许氏风格”的关键词，就是传说中令对手生畏的杀手锏。

　　今天的许家印，另一个身份是武汉科技大学的管理学教授，顶着“儒商”的帽子，他总结的“恒大模式”和管理学教程，就是在商海里拼杀出来的生存发展哲学。因每三年都会推出大型计划和阶段性的战略活动，他甚至被圈内人称为“战略家”。

　　直到现在，恒大实行的还是许家印坚持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“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”，即公司运营中的重大事项都由集团进行统一管理，有人把这种模式戏称为“中央集权”。这种对各分公司的垂直化管理，保证了恒大全国化扩张中不走弯路、规避风险、节省成本和最终的标准化运营，当然也保证了许家印的绝对权威。

　　他甚至制定出了高达6000多条的规章制度和产业流程，小到员工的伙食、接送、住宿等，恒大也会建立一个个硬性标准去衡量，这在外人看来不免有些苛刻与极端。但这恰恰是他的特点，追求完美和规模，又不放弃细节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，在恒大扩张的初期，员工们会看到许家印戴着一双白手套，在项目的角落里四处摸查，如果手套被染黑，那结果只有一个：责令整改。

　　恒大的一位合作伙伴曾说，“在中国的公司中，没有一家的执行能力能超过恒大。”这话有些武断甚至会遭到其他公司反驳，但有个事实不得不说，恒大董事局的一个指令，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传到南在海口，北在长春的最基层。

　　恒大的高管们早就习惯了在凌晨接到老板的电话，了解许的人对他的成功有一个字的评价：拼。这个“拼”字，带着地产江湖的气息，也点出了许家印的奋斗姿态。

　　而我们的探秘历程，正起于他奋斗的初始地，河南太康。

　　在这块中原的黄土地上，曾输出过草莽英雄吴广，也养育过清俊诗人谢灵运。在这里，那个自幼缺乏母爱的倔强男孩，与现在动辄捐款数亿的“中国十大慈善家”之间，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？那个曾在当地尝试贩卖石灰做小生意的少年，又有什么样的商业因子在当今首富的身上延传？

　　半个孤儿

　　2009年11月26日，农历10月10日。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镇。

　　汽车在人流中缓慢地行驶。当地集市上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你甚至能闻到大饼与油条的香气。路边小摊的身后，是两层的商业楼，批发部、水饺饭馆、理发店、摩托专卖店等小门店一个挨一个。

　　高贤镇聚台岗村，许家印的老家。

　　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景致。水泥路不是很宽，仅供两辆汽车擦肩而过。马路两侧是两排碗口粗的杨树，路旁不时出现的红砖堆和垛得老高的地瓜秧，显得格外扎眼。在视野甚广的地方，你还能看见大片绿油油的麦苗田。

　　表叔赵新国说，许的家世可谓“根正苗红”。他的父亲是老革命，16岁就参军入党，参加过八年抗战，做过抗日部队骑兵连的连长，负伤后复员回家在村子里当仓库保管员，负责拿钥匙、记工等事务。“他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，对这些工作很负责。”赵评价说，许的父亲正义、耿直、认真，对年幼的许家印有不小的影响。

　　还不到1岁，一个对许家印影响巨大的事件遽然而至——母亲得了败血症，因家贫无钱就医，匆匆撒手而去，许家印从此成了“半个孤儿”。一个私下场合，许家印曾坦言，自己性格中的独立和倔强，可能与从下就缺少母爱有关。“你们这些从小有母亲看着长大的人，多幸福呵！”很多次，望着年轻的下属，许家印都这样感叹。

　　照看许家印长大的是奶奶。奶奶会做酸醋，空闲时就会到集市上卖，贴补一些家用。价格很便宜，一瓶一两分钱。生意虽微薄，但一年下来也能攒下买一两斤猪肉的钱，这些肉放在冰天雪地的室外冷藏或者盐腌，只有在春节时才舍得炖，能吃上两个月。

　　许家已是连续多代单传，奶奶非常疼爱幼年丧母的许家印。她之于许家印，就如同一位老母亲。奶奶脾气也很大，如果小家印不听话，她生气了也会“动粗”打人。四五岁的小家印很倔，挨打时会坐在地上哭一天，拉都拉不起来。

　　“以前家门口有个石头，奶奶就坐在石头上等我放学回家。”多年之后，许家印仍能清晰回忆起这样的场景：上小学的第一天，当他把刚学会的那句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念给奶奶听时，年迈的奶奶兴奋得忘乎所以。

　　奶奶很高寿，活到96岁才安然逝去。那一年，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已步入了高速发展期。

　　现在，几十年的许家老房因年久失修，已破败得厉害，北面墙壁有着一道巨大的裂缝。正房屋内的东南角，现在还有一张简陋的小床，那正是当年许家印的睡觉之地。床长不足两米，宽约60厘米，由七八条木条拼接而成。

　　这就是许家印离开黄土地之前的梦想孕育之地。无数个夜晚，学生时代的许家印就坐在这张简陋小床上，在小煤油灯摇曳暗淡的灯光下攻读。

　　现在许家的房子已无人居住。院子里两棵粗壮的榆树，已有40余年的树龄，仰头望去，冠盖如云。

　　少年的爱好

　　许家正房的北面墙壁上，至今仍挂着一幅老太太的素描画。在农村挂着这种画作，着实有点兀然。这幅画出自少年许家印之手，画中的老太太正是他的奶奶。村子里的幼年伙伴说，许家印不仅给奶奶画过像，还画过下山虎、老公鸡。据说，没看过美术教材的许家印无师自通，用的是很规整的“方格法”：在一张白纸打上格，然后再按照比例一格格地画出来。

　　这个泥地里滚打长大的孩子，还有个爱好是倒腾“科技”。小学时，他用块铁片做开关，把破电线、铁丝连在一起，连到被丢弃的手电筒电池上，就能制作出一个照明的“小家电”。

　　一边是绘画，一边是科学，少年许家印找到了其中相通的乐趣。

　　那时的豫东地区极度贫穷，十年有九年涝，历史上很多人被迫离家讨饭，曾出现不少“乞丐村”。许家印就读的小学，其实就是几间破草房，课桌是用黄土夯就的泥巴台子，这种简陋的“桌子”非常长，一张能坐下七八个孩子。“黑板”则是由水泥制成再用黑炭染黑而成的。碰到落雨天，外面大雨，课堂里下小雨，到处都是烂泥。

　　此种恶劣的求学环境，令许家印记忆犹深。多年后，广东省搞“十大民心工程”，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农村的危旧房的改造，许家印捐出了1000万，用以资助改造那些不遮风不挡雨的房子。

　　现在，在聚台岗村的村委会门口还立着一块很显眼的“功德碑”。碑有三米多高，正面刻有“许家印”三个大字。下面有如此铭文：为国育才，造福后代，流芳百世。为聚台岗修路建校。聚台岗全体村民。2005年8月28日。

　　据村民介绍，在1999年，已成为恒大地产老总的许家印，为村里捐了100万建造了一座拥有三层教学楼的小学，这座小学后来有了个新名字：“家印学校”。

　　当着本刊记者，几位幼年好友提到许家印，不约而同地用了“清高”这个词。除了玩弄“小家电”和画画，他还喜欢钓鱼。他的玩伴很不理解：多没意思啊，傻坐在那里！但多年之后，当许家印功成名就，这位玩伴想起当年“你瞎捣鼓啥啊”的调侃之语，感叹不已。

　　从性格上说，小时候的许家印属于调皮型。他喜欢当孩子头，没事儿就带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队，练习立正稍息，以此为乐。这也许算是他最早萌生的管理意识。

　　许家印的小学成绩堪称优秀。他的小学同学高正富回忆说，当年同学们都有给新书包封皮的习惯，许家印的书皮永远是干干净净的，一个书皮坏了，他会再换一个新的。

　　“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但当时我们哪里知道，那里面真有黄金啊！”40年后，在老家务农的老同学高正富如此喟叹。

　　第一单生意

　　如果说许家印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商业天赋，这有点夸张了。其实，他少年时做的一些贩卖石灰、苹果类的生意，更多地是摆脱贫困的本能反应。

　　大几岁的堂兄许家让，曾和许家印一起尝试做生意赚钱。那时，贩卖是当时农村比较通行的“打工”方式，比如把石灰、煤炭、大米、稻草等物资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，赚取其中的差价。这种“打工”的方式不需要很多成本，但需要体力。拉一趟，也只能赚几块钱。

　　看到很多人都去，高中刚毕业的许家印也动了心思。尽管老奶奶不同意，许家印还是去了。他用的是单人在前面拉的两轱辘拖车，下山的时候，这种拖车要使劲往后压才能控制速度，但他没经验，下坡的时候只会拼命往下跑……结果是人倒车翻，贩卖的石灰也撒了一地。许家印坐在路边，既无助又心酸。

　　这是1974年，许家印人生中的第一单生意。

　　与他交往颇多的老同学高正富透露，许家印上大学后，因为家庭依然困难，他还曾跟几个同学合伙，计划运一车家乡的苹果到武汉卖。当时都是用袋子装，而不是现在的纸箱。还是因为缺乏经验，苹果还没运到武汉，就已经腐坏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“做本钱的钱都是借的，全赔了！”

　　多年之后，恒大掌门人许家印已无需再为钱苦恼，他开始琢磨着要给落后的家乡做点什么事情。现在的聚台岗，是个3000多人的大村子，家家户户以种地为生，年轻人出去打工。许家印先捐献了80万，修了村子里的几条柏油路；又建议村里办个养牛场，鸵鸟基地，但没人敢做。

　　“那技术，咱怎么能行？”村子里的人也承认，他们的“想象力还是差了些”。

　　司机、保安、掏粪工

　　那年月，村子里如果有谁去过一趟太康县城，都是一件颇自豪的事情。许家印在18岁之前，只去过一次，还是由初中学校组织，他和同学们撒开脚丫子走了40多里地，来回花了2天。学生穷，学校也穷，没有地方住，一群孩子就在马路边躺下将就了一夜。

　　也正是这次县城之旅让许家印见识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，逃离农村也从此成了这个中学生最热切的人生理想。

　　凭着一家人省吃俭用，许家印一直读完了高中。当时学校有半年时间学工学农，急于“逃离”农村的许家印，开始学习开拖拉机，他的朴素逻辑是，驾驶是一门技术，有了技术，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。为了得到这个岗位，他甚至还请村长书记喝酒。直到现在，他还记得拖拉机“吸压爆排”的工作原理。

　　他有个邻居的舅舅，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，这人当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：“公安局里工作，那该是多大的官啊！”许家印大着胆子给他写了封信，信中大意是，想请您帮帮忙，在城里给自己找临时工。在那个年代，临时工一个月能挣10到15块钱，是个让人艳羡的美差。但此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。

　　“那时候还是太单纯了啊。一个农村孩子随便给人写封信，怎么就可能找到城里的工作？”许多年后，许家印如此感慨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他又呆在农村干了两年农活。这两年里，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，下地锄田，开拖拉机，甚至在生产队里挖大粪。因为文化程度高，他被重用协助生产队队长的工作，人家都不愿意干“掏大粪”这个活，他就要做表率。掏了以后，用桶挑到粪池里，做肥料。

　　他还做过农村里的保安，那时候叫“大队自保员”。几十个人，住在大队部的房子里，在地上铺上草，弄个通铺，就在那睡。平时负责维护村里的治安，谁家的猪羊把别人的田地搞坏了，就要抓回去。

　　直到现在，许家印看到公司里的保安，就如同看到当年的自己。“农村孩子在城里打工，不容易。”恒大的很多保安都是退伍军人出身，每年到“八一”建军节公司都会慰问，这已是惯例。一位公司高层对记者说，在地产圈里，恒大保安的待遇是最高的。

　　当然，这都是后话。

　　一直想逃离农村，在村子里当过驾驶员、自保员甚至掏粪工的许家印，直到1977年才等到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。

　　高考

　　1977年，许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，马上兴奋地报上了名。不过，因为时间仓促，准备不充分，这次他没有考上。

　　第二年，许家印花了5个月的时间准备，回到高中的学校复习补课。因为回校复习的学生太多，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，许家印就通过个人关系在学校附近的拖拉机站找到了一间破房子，拿了一床满是补丁的被子住了进去。

　　零下15℃的冬天，北风从早已破碎的窗子灌进去，冻得人瑟瑟发抖，他用纸糊了糊，硬是挺了过去。

　　吃得更差。每周背一筐地瓜和地瓜面饼，一瓶子盐，里面切一点葱花，再滴上几滴小麻油——这就是那个冬天他吃的“菜”和“汤”。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：上课前把自己的馒头和饼子放在食堂，这堆饭食会被放在一口大锅里统一加热。学生下课后，都能找出自己的那份吃。

　　许家印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场景，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，过了3天就变霉长毛了，即便这样他还是舍不得扔，洗掉霉点以后继续吃。由于营养不良，高中毕业一米七六的许家印，体重只有90斤。

　　受“文革”影响，多数农村学生的文化基础都非常差，恢复高考时比的是谁更聪明，学起来快。当时的许家印，数理化成绩突出，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，“物理考试他总是第一名，其它也都是前三。”老师回忆说。

　　1978年，许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，在人口达1000万的周口市，他的成绩位列前三。他也收到了父亲允诺的一份珍贵礼物——梅花表。十年前的一个晚上，还在读小学的许家印突然对父亲说，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学，能不能送他一块当时很时兴的梅花表？为了激励儿子，父亲咬牙应允。

　　这一年，许家印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。

　　财经作家吴晓波在《激荡三十年》中记录了“1978”这个龙门陡开的年份：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，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；北京的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，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；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入华南理工，后来他掌舵了TCL；而日后同为地产大鳄的王石，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。

　　时代已在他们背后，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大鼓。